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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年,深圳一直是個意外!
    作者:老亨
    來源:www.fanspai.com   類型:網議深圳 , 報告集 ,      2017/9/18 12:01:37 點擊7918次


    深圳七問


    不被人們看好 卻蒙上蒼垂青


    37年,深圳一直是個意外!



    因特虎 老亨



    一問:“蛇口之父”遺憾什么?

     

    先有蛇口,后有深圳。

    深圳作為現代商業之都,真正意義上的開埠,不是從“深圳墟”開始,而是從“蛇口開發”開始的。

     

    “蛇口之父”袁庚選中蛇口的原因,據說是這里靠近電網,有用電的便利;靠近白坭水庫,有飲用水便利;這里占用農田不多,離蛇口鎮不遠,生活供應比較便利;還有就是水陸交通條件不錯,蛇口、赤灣都適合建港。

    袁庚敏感地意識到:中國的最高決策層已下定決心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并且面向全球吸收國際資金和先進技術;國家經濟代表團正出洋考察,四處尋找打開局面的機會。袁庚就是瞅準這個時機,給廣州和北京打報告,只要蛇口一塊地,不要財政撥款,自告奮勇,為國家改革開放先行先試。

    其時是197810月。今天的深圳在當時還叫廣東省惠陽地區寶安縣,縣城就是深圳鎮,蛇口則屬于寶安的另一個公社。

    好消息在1979年春天就到了。

    1979131日,剛剛過完春節,交通部副部長彭德清和袁庚一起來到李先念副主席的辦公室。袁庚匯報了招商局的發展史和招商局在蛇口設立工業區的設想。他拿出地圖,請李先念看:“我們想請中央大力支持,在寶安縣的蛇口劃出一塊地段,作為招商局的工業區用地?!?/span> 

    據說李先念仔細看了地圖后接過袁庚遞過來的一支筆,在地圖上一劃:“就給你這個半島吧?!?/span> 

    袁庚一看,很大一塊地方,足有30多平方公里,他驚呆了,大概算了下,這得多少開發資金??!袁庚沒敢要這塊30平方公里的地塊,只敢要2.14平方公里、開發用地約300畝的區域。

    就是這2.14平方公里的蛇口,成了中國當代商業革命的圣地。蛇口的開山炮,引發了中國最新一波商業浪潮。效率、金錢、市場經濟、商業文明,通過小小的蛇口,滾滾而來,席卷中國大陸,一發而不可收。這是作為始作俑者的袁庚自己也未曾料想到的。

    袁庚當時實際上是中國百年名企招商局的第二十九任“掌門”。

    招商局創立于1872年。主張其事的是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因為鎮壓太平天國、負責通商事務,李鴻章等晚清“中興大臣”領略了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厲害,也意識到非學習“洋務”,不足以應對“三千年來之大變局”。設立輪船招商局,“招天下商,通九州航”,實現富國強兵,正是晚清“洋務運動”的大手筆。大名鼎鼎的洋行買辦和工商業活動家徐潤、唐廷樞等都先后入局,雖然歷經晚清戰亂、辛亥革命、國民革命、一戰、二戰、解放戰爭,招商局亦曾輝煌,亦曾寥落,卻始終不倒,在兩岸三地綿延不絕。直到1979年,招商局還是香港四大中資企業之一,堪稱中國洋務運動碩果僅存的百年名企。

    就是這樣一家厚重的民族企業,就是這樣一位睿智的企業掌門,時任香港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的袁庚,最初也僅僅是為了解決招商局自身發展問題才想到要在一水之隔的蛇口獲得一片不大的、相對便宜的工業用地而已。他遵循商業常識運作,卻促成了一輪又一輪影響至深至遠的商業啟蒙。蛇口,成了深商最早的“黃埔軍?!?,袁庚也成了第一位名副其實的“深商教父”。這一切,都是始料不及的,即便對于當事人來說,也是如此。

    有人曾經批評袁庚:在李先念給他整個南頭半島這件事上,袁庚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后來袁庚自己也將這件事作為他蛇口事業中的三大遺憾之一。他對媒體解釋:“我怎么敢要整個南頭半島呢?我要這么一小塊蛇口,也是蠻大的一塊地了。國家能夠給予一個企業這么大的自主權,作為一個領頭人,我要負很大責任的。這不是想不想要的問題,而是敢不敢要的問題,我沒有那么大的膽量?!?/span> 

    連袁庚都是這么說,還有誰敢說自己一開始就對深圳的未來早有先見之明?


    二問:“深南大道”有多大?

     

    如果說,蛇口開發,尚屬企業行為,那么深圳建市,就是國家意志了。

    19793月,中央和廣東省決定把寶安縣改為深圳市,受廣東省和惠陽地區雙重領導;11月,中共廣東省委決定將深圳市改為地區一級的省轄市。

    1980826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中通過由國務院提出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批準在深圳設置經濟特區。通常是這一天,而不是寶安縣改深圳市的那一天,被后來的深圳人作為“深圳生日”紀念。

    19813月,深圳市升格為副省級市。

    兩年之內,深圳的規格連升三級。

    “深圳夢”,在中國的南海之濱冉冉升起。

    看一個城市的理想,就去看她的規劃,最能體現當時深圳人遠大理想的莫過于“深南大道”了。

    按照原深圳市規劃國土局總規劃師郁萬鈞的說法,“深南路”不是深圳南部的一條路,而是指從東部的深圳鎮通到西部的南頭鎮的一條路。這條“深南路”原本不是“深南大道”而是“深南小道”:1980年,從蔡屋圍到當時上步工業區的深南路第一段修通時,全長只有2.1公里,7米寬,僅夠兩臺車來回并行。

    有位美國老華僑在廣播上聽到深圳建立特區,寫信給深圳市領導:“你們新建城市,我很高興,根據外國經驗,一定要把路搞寬,路要有六線走車的寬度,開始建設不搞寬,將來城市發展了,路不夠寬,后悔就晚了?!币巹澰O計部門隨即提出將路面加寬到50米,寬度增加7倍!很多人目瞪口呆:當時特區人口只有區區幾十萬,汽車也不多,需要修這么寬的路嗎?

    1981220日,梁湘走馬上任,擔任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他很快顯示出與前任的極大不同:將深圳作為一個綜合性的城市來開發運營,而不僅僅是一個出口加工區。正在施工貫穿深圳東西的深南大道,便成為梁湘實現城市夢想的主線。

    得悉在建中的電子大廈居然遮擋了這條大道的寬度,梁湘自然難以接受,下令暫時停工。但項目投資方已經投入巨資,無奈之下,電子大廈還是復了工。從此以后,電子大廈就成為人們反復講述的深南大道之憾。今天,走在深南大道上,如果你留心,會發現電子大廈是靠近深南大道最近的建筑,這一段的人行道都因此收窄了許多。

    1983年夏,梁湘率隊到新加坡考察,被新加坡花園城市的景觀震撼?;厣钲诤?,決定在深南大道兩側各留出30米的綠化帶,并在大道中間設置寬達16米的綠化帶,以備修建地鐵。當時設想從地表開挖的方式修建地鐵,16米正是開挖放坡所需要的寬度。因電子大廈的影響,深南大道在上海賓館以東為60米寬,上海賓館以西卻擴至130米,有些路段此后達到160米。其東段和西段由此呈現完全不同的景象。

    1980年到1993年,30公里長的深南大道,用了13年時間才全線貫通。對于這座城市的理想主義者來說,這的確是漫長的。

    偉大的街道并非越大越好,但是沒有超越,就沒有偉大。美國城市規劃學家斯皮羅·科斯托夫研究了一條在中世紀被稱為Papale的街道,試圖從這一公共空間的支配權的變化,發現其政治和文化功能的演變。一條崎嶇的小路由梵蒂岡通往教皇的官方住所拉特蘭(Lateran)教堂,標志著在教堂、貴族住宅以及貧民社區之間現實權力的調整。一位新當選的教皇需要沿著這條街道走一遍,這段行程充斥著繁文縟節,他不得不5次停下來,拋硬幣安慰狂熱的圍觀者。到了利奧十世時代,街道的支配權從教皇轉移到了城市市民手里,社會所有階層參與的游行慶典成為街道上的主要活動,并逐漸變成了一個類似迎接主降臨的盛大節日。

    中國的城市建制、道路寬窄從西周開始,就按照京城、郡城、縣城的權力等級依次排序,不得僭越。當設計部門提出深南大道路面要修50米寬時,激起了巨大反彈,可謂石破天驚。因為在當時50米的路寬在其他大城市都是難以想象的,“小小的深圳,有多少車???修來是資源浪費嘛?!睉岩?、非議之聲不絕于耳。但是主張深圳要“大規劃、大建設、大發展”的“莽漢”梁湘在考察國外城市規劃后力排眾議,不但守住了50米,最終還更“大膽”地在總體規劃里把深南路的寬度敲定在60米。郁萬鈞回憶說,當年爭論深南路到底要修多寬這個問題,其實爭論的對象已不僅僅是一條歸類于“三通一平”的大馬路,更多隱含著的是當時大家對整個特區發展戰略、方向等觀念上的碰撞和思考。

    1984年郁萬鈞剛到深圳時,感覺深南路真寬,車不多,顯得空蕩蕩的。真是有點擔心什么時候這條路才能熱鬧啊。但是時間很快證明了一切,短短幾年內,來深圳的作家已經用“車水馬龍”來形容深南路了。難以想象今天的深南路如果寬度只有30米,我們的城市會變成什么樣子。所以郁萬鈞看著深南路,感受最深切的一點就是:對于一個城市而言,有一個具大智慧、大氣魄、目光長遠的決策者,該是何其有幸。

    要知道,深圳一直被外界認為是偏遠之地,是中心之外的邊緣。當初選擇深圳建特區,一部分人支持她,是因為深圳離香港近,離資金、市場近,離現代文明近;另一部分人容忍她,就是因為深圳地處偏遠,又是個小不點的地方,搞搞小試驗也無大礙。彼時人們來深圳,就象投奔異國他鄉,長途汽車,長途火車,多次輾轉,一路顛簸,跟五月花號上的美洲移民何其相似乃爾。

    當然這也不是壞事。早期深圳地理上的偏遠對襁褓中的深圳商業文明是一種難得的保護,倘若不是這種山高皇帝遠的地理條件,深圳改革開放所遭遇的阻力可能會更大,大到她不堪承受。聯想到中世紀威尼斯城只能在海上險灘中立足、發展,方才得到歐洲大陸莊園主的容忍,深圳早期的情形與一千多年前的威尼斯又何其相似乃爾。

    深南大道作為與長安街、南京路媲美的城市標志性大道,從最初的7米寬到后來的160米寬,從開始的2.1公里到建成30公里,從一條光禿禿的小路,演變為一條中國最寬闊的城市主干道,見證的不僅僅是中國市場經濟的倔強生長,更是中國社會機理的深刻變革。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深圳也不是。誰能在深圳建市之初就能一眼望盡深南大道的盡頭?

     


    三問:深圳東海岸有多遠?


    袁庚是深圳本地人,老家就在深圳東部的大鵬灣。

    他主持的香港招商局,本業是航運。招商局到深圳圈地搞開發,選址自然要在海邊。因此,東部的沙頭角、大鵬和西部的蛇口都曾經是袁庚的選項,據說也都得到廣東省主管領導的認可。從個人感情來看,袁庚肯定更愿意選擇位處深圳東部的大鵬老家,那里的鄉親們窮困潦倒,巴望著他能帶來投資機會,他自己也更能找到衣錦還鄉的感受。但從區位、基礎配套等方面看,位處珠江口東岸、南山半島南沿,與香港一水之隔的蛇口,才是惟一的正確選擇。

    香港的財團曾經希望與袁庚攜手,共同開發蛇口與南頭,卻被袁庚一口回絕,成為袁庚蛇口事業的又一個遺憾。直到199310月,李嘉誠旗下的和記黃埔才與鹽田港集團合資成立鹽田國際,和記黃埔持股高達70%,重金投向港闊水深的深圳東部。這差不多已是蛇口開發15年之后的事了。

    深圳更東部的大鵬灣,則因為其偏遠,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座大型商用核電站的選址。

    1980年前后,香港的電力供應一度緊張,為抓住此商機,中國水利電力部和廣東省政府計劃在靠近香港、廣州、深圳等電力負荷中心的深圳市大鵬鎮境內建設一座核電站,因選址在大亞灣畔,故命名為大亞灣核電站。核電站于19878月開工建設,19945月建成投入商業運行。2014年大亞灣核電站首個合營期結束后,雙方將合營期再延長20年,至2034年。

    大亞灣核電站的商業價值到底有多大,可以查看財務報表,大亞灣核電站對于深圳東部海岸的負面價值也許就難以估量了。

    中國真正的濱海城市并不多。大連、青島、???,濱海,但是不甚海派。上海是海派的,但是近代上海并不濱海,黃浦江邊的上海灘是河灘,不是海灘。在這一點上,近代上海與廣州、天津,乃至南京,處境其實相若。

    中國歷史上名副其實的具有海派氣質的城市是寧波、溫州、泉州、廈門、汕頭和香港。寧波古城并不濱海,但是大寧波是濱海的,中古時期世界海洋貿易的中心之一就是中國明代時期的寧波海域。溫州、泉州、漳州,以及潮州的樟林古港也都曾經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古泉州尤其是世界聞名的東方大港,商賈云集,人文薈萃,繁華景象超出現今許多人的想象。廈門、汕頭、香港則是近代以來崛起的中國濱海城市。廈門鼓浪嶼的別墅群絕大多數是南洋華商的私家宅邸,廈門大學、集美學村,由南洋商人陳嘉庚個人捐建,這些有地中海風格的近代建筑中西合璧,流風遺韻,影響至今。汕頭因為處于韓江、榕江、練江共同的出???,作為新興的近代商埠,迅速崛起,取代了潮州在潮汕地區首府地位,以至今天的潮州人還為此耿耿于懷。

    與近代天津的風頭蓋過北京,近代上海的風頭蓋過蘇、杭、揚州、南京,近代汕頭的風頭蓋過潮州相類,英國人主持開發的近代濱海城市香港,風頭也蓋過了老牌的商業都會廣州。廣州作為世界上唯一維系千年、從未間斷過的大商埠,其商業地位被香港超越,除了人文的因素以外,地理因素不可忽略:廣州是河港,香港是海港,海港超越河港,是人類從內河航運時代邁向海運時代的必然。

    深圳的西海岸是內向的,熟稔的。當年蛇口開發的一聲炮響,給斗私批修的中國內地,送來了久違的商業文明。那種開天辟地的感覺,雖然震撼無比,但其實并不陌生,完全是在內地中國人的歷史經驗的范圍之內,對于菁英分子而言,完全可以接受,完全可以掌控。一個半世紀以來,多少驚濤駭浪,早已經廓開了中國人的視野、錘煉了中國人的神經。不就是把蛇口港打造成近代的黃浦港嗎?招商局在長江口搞得,在珠江口就搞不得?不信這個邪。正是有了近代化經驗的底氣,才有了蛇口現代開發的勇氣。

    蛇口,左手邊是深圳灣,右手邊是珠江出???,正前方的遠處才是浩瀚南海。咸淡水在這里交匯,一會兒黃,一會兒藍,殊無風浪,殊不陌生。蛇口的龜山別墅,躲在大南山腳下,并不打眼。袁庚住的那幢別墅,格局更像老式大院里的宅子,室內陳設尤其中式。當年蛇口的雞尾酒會,純粹是生意應酬,龜山別墅里沒有此類酒會的專屬空間。蛇口速度,蛇口效率,那是市場經濟最基本的價值準則,能對所有淘金者的胃口。越是貧窮,越是落后,越是能在基本的啟蒙后獲得覺悟,并且立即付諸行動,追求最快速度和最有效率的脫貧致富。蛇口的精神,蛇口的理想,也是經典的,沒有超出20世紀中國政治菁英、社會菁英、工商菁英的經驗范疇。這就是為什么在上個世紀80年代竟然會有那么多的中國內陸的人們理解蛇口、追隨蛇口的原因。所以,深圳的西海岸,沒有真正的意外。

    東海岸則不然。

    東海岸是陌生的。即便是來深多年的“老深圳”,也未必熟悉深圳的東海岸。

    東海岸的大梅沙、小梅沙,是早年間深圳人看海的地方。許多人是帶著青島、北戴河的海濱浴場印象去到大小梅沙戲水的。對于那些剛從內地過來的NEWCOMER來說,這種小兒科的沙灘戲水已經是刺激、新奇的人生體驗了。大多數“深圳佬”就是靠這樣的經驗打底,再去旅游巴厘島、夏威夷,并且做到了氣定神閑。深圳人就是這樣,他們對深圳東海岸的了解大多止于梅沙、南澳、大亞灣。當《中國國家地理》把深圳最東端的海柴角列為中國最美的八大海岸之一的時候,許多老資格的深圳人都認為這只是炒作。他們沒有去過海柴角,他們也沒有去過幾個真正優美的海岸。

    東海岸超越了傳統的藍色工商文明的意義。東海岸予人最深的印象不是工商層面的,而是生活層面的。2007年度深商峰會在東海岸舉行,海洋文明的著名布道者王魯湘來做主講嘉賓。他除了公開肯定深商是藍色的,還私下聊起,深圳東海岸最值得關注的不僅是鹽田港,還有東部華僑城。水深、港闊、作業現代化的鹽田集裝箱港所展現出來的國際大港風范完全不輸于利物浦、鹿特丹之類的國際著名海港。然而,王魯湘表示,這僅僅是工商層面的意義。而東部華僑城的休閑度假景區,是山海資源的更高層次的利用。山海跟田園一樣,是可以成為人們的家園的。鹽田港沒有知名的、活色生香的海員俱樂部,這就缺了點什么。深圳如果僅僅是一個淘金港,而不是一代深商的理想家園,那深圳最終也就沒有什么城市價值。隨著深商的發展,他們肯定是要向外拓展的。全國化、國際化的深商,他們的運營總部在不在深圳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們的家園在不在深圳。如果大家來深圳發財,完了一拍屁股走人,那這個城市就難以形成積累。相反,如果不管發什么財,大家都愿意把家安在深圳,實體家園、精神家園都安在深圳,那深圳就如同徽商故里,有了文化傳承的可能?! ?/span>

    香港人把房子建到山頂,南洋商人把鼓浪嶼這個荒島建成琴島,設若深圳人也想在中國最美的東海岸筑家棲息,他們首先就得面對與核電站為鄰的事實,誰叫那時的東海岸在主事人的眼里是遙不可及的邊遠呢?

     

     

    四問:“特區”特不特?

     

    經濟特區誕生伊始,關于經濟特區的爭論就如影隨形。80年代,不同意搞經濟特區的人說,這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或者是西方殖民主義的試驗場。這場爭論長達10年,直到1992年鄧小平在深圳把他對“左派理論家”的嚴厲批評昭告天下,這場爭論才偃旗息鼓。 

    時隔兩年,特區之爭風波再起。

    1994314日,一份報告經由新華社以內參形式上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這份署名為胡鞍鋼的報告旗幟鮮明地說,特區不能再“特”了,不能再無限制享受優惠政策!必須要對中國經濟特區的政策進行徹底調整,堅決取消各種減免稅和優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縮小地區差距、優惠于某些地區的經濟特區。因為,“公平競爭是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的基本原則之一。中央政府是市場競爭規則的制定者和監督者,不能帶頭破例,對某些地區實行優惠政策或提供壟斷……任何地方都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經濟特權,即使是經濟特區也不能享有和保留經濟特權?!?/span>        

     

    這篇似乎在談論中國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差別的報告,刀口徑直指向東南沿海的經濟特區。        

    19946月中旬,胡鞍鋼應邀到中央黨校去對省長班講授“中國地區差別問題”。面對一群省市區的領導者,胡鞍鋼將他的“特區不能再‘特’”的觀點第一次予以公開。結果,“特區不特論”像在滾燙的油鍋里灑了幾滴水,現場立即炸開,各省市特別是一些欠發達地區領導的情緒迅即被引爆。        

    據胡鞍鋼自己的陳述,許多欠發達省區領導人也認為:特區不能再“特”下去了,不能老吃“偏飯”。甚至沿海地區領導人也持相同觀點。浙江省一位領導人講:“我們也不服氣,憑什么他們能享受優惠政策,而我們就不行呢?”        

    199410月,胡鞍鋼又跑到上?!胺呕稹睙?。        

     

    這次他在上海作的經濟報告的題目是《上海:為何老大變老九——不同稅制對上海的影響》。所謂“老九”是指上海到了1992年,其國內生產總值,已從1978年的全國第一下降到第九。      

    胡鞍鋼直截了當地對上海人說,上海衰落的原因,全在于中央政府在稅制上對上?!皩嵭衅缫曅哉?,抽血過多,取之過量,而導致其發展乏力,沒有后勁”所致。

    他還列舉廣東在80年代的迅速發展為例,證明中央在稅制方面給予廣東的優惠是導致廣東超過上海的原因。因為稅制上的不公平,導致上海失去了發展機會,只要中央像對待廣東那樣對待上海,全國統一稅制稅率的話,上海會迅速發展起來。        

    胡鞍鋼的這些話等于是在間接地論證,中國的地區差別乃是因為中央政府對不同地區的親疏政策所致。而特區的發展之所以迅速異常,乃是因為全國替他們負擔了中央的財政支出,而他們卻在坐享其成。

    19956月中旬,胡鞍鋼再次利用一個機會向地方領導人宣傳他的觀點。這一次是在風光旖旎的北戴河海濱,聽眾則是一批少數民族地區的干部。據胡鞍鋼說,這些少數民族干部“表示了相同的看法”。所以他就更加堅定地認為,“對特區的優惠政策,人為地加劇了地區之間矛盾,受到絕大多數地區領導人的反對”。   

    對于胡鞍鋼的步步緊逼,以深圳為代表的特區方面已經以相當高的姿態保持了半年多的沉默。人們都認為,深圳不可能反唇相譏。因為人們都還清楚地記得鄧小平1992年在特區講過的那句“不爭論”的話,當時鄧小平很自豪地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焙髞磉€有了那句“爭論的不干事,干事的不爭論”的民諺。  

    單邊攻擊變成雙方的唇槍舌劍,實屬湊巧。因為牡丹江的一家虧損國有企業與深圳康佳集團合作后重新激發了活力,有一次黑龍江媒體組團來深圳采訪“牡康模式”,深圳、香港的媒體也都來參加了。當中有記者問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胡鞍鋼主張取消特區你怎么看?”厲有為回答說:“我沒和胡鞍鋼見過面,我是東北漢子,說話很直。胡鞍鋼說我們特區是‘尋租尋來的’,‘政治尋租’是在北京找代理人,‘經濟尋租’是向京官行賄,這是在給我們抹黑,用東北話說,這是埋汰人?!边@個即興回答后來被香港媒體報道,胡鞍鋼看到后就更來勁了,持續地在新加坡、香港的報紙上發表言論,攻擊特區。當時《深圳特區報》也組織回應,連發三篇評論,質疑胡鞍鋼是學者還是學棍,轟動一時。

    爭論到1995年秋天就歸于沉寂,胡鞍鋼的邏輯早有人歸謬:

    中國的特區,特別是深圳,是中國仍整體上處于計劃經濟管制下,為了突破這種陳舊體制,為了對外開放及營造一個對外開放的窗口,而設置的。因此,特區的政策自然不可能采取計劃經濟形態的政策,不能變成計劃經濟體制的延伸與變種。特區的“特”的實質就在于此。至于“特”的具體內容是什么,是不是減稅,是不是容許有優惠政策,如果有,這些政策又可以執行多長時間,這些問題都只是技術問題,它們并不能構成對特區的“特”的意義的否定。只要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還未徹底根除,則特區的“特”仍有必要堅持下去,至于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具有什么樣的“特”的具體政策,那只是技術問題,需要隨時加以檢討與修正。如果中國不用特殊與優惠政策就難以引進外資,那么,優惠政策就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中國有朝一日不再需要人為地引進外資,那么,優惠政策當然就需要取消了。應明白的是:給予特區的優惠政策并不是給予特區本身的,而實際上是給予外資的,目的是吸引外資。給予特區的優惠政策只不過是借特區的地盤與特殊的機制以吸引外資罷了。因此,優惠政策并非針對特區,并非是給特區本身,而是通過特區而針對外資。自然,我們當然希望有朝一日不再有任何優惠政策了。如果人們認為特區擁有特殊政策是一種不公平,那么這是否意味著要將特區拉回到與眾人一樣的計劃經濟狀態呢?也許人們認為,我受到計劃經濟的約束,那你深圳也應該受這樣的約束,如果你深圳不受約束,那我上海與其它地方,也應該不受約束,也應該“特”。要“特”統統特,不能你特我不特。決策者當然希望以后全中國都可以開放,都可以“特”(盡管這種普遍的“特”實際上就不再是特了),因為這意味著計劃經濟已經總體上被鏟除了。但此事并不能一下子可以完全辦到,一、二十年內不可能完成經濟體制的完全轉型。因此,特區仍然在“特”著,還不能讓特區不再特。胡鞍鋼大力攻擊給予特區的優惠政策,認為雖然特區可以“特”,但不能有優惠政策,不能有與其它地區有所不同的特殊政策。但是,如果特區的政策與其它地區一樣,那它還叫做特區嗎?另外,特區的發展完全是一種增量發展,盡管國家給予特殊政策,并且投資了一點錢,但它卻能從無到有地發展出來,同時給予國家與全中國人的好處卻是這些投資的數倍,其它無形的好處更是難以估量(比如勞務收入與吸納、供給商品對各省的好處)。胡鞍鋼說深圳的海關稅收等(海關稅、海關代征稅,鐵路、郵電、銀行收入)不能算是深圳的功勞,因為海關稅收等一直算是中央的專項收入。但他可能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如果深圳搞不好,仍然是荒山野嶺,那么它會有海關稅收等等“中央專項收入”產生嗎?胡鞍鋼在此是將海關稅收權與產生海關稅收的條件相混淆了。人類歷史上,集市從來都是民間自發形成的,但由集市所產生的稅收卻從來又是國家獲得的。沒有民間的經濟創造,哪有國家稅收可言?這點小小的道理,胡鞍鋼不會不知道吧。

    今天看來,胡鞍鋼的言論之所以能有恃無恐、持續發酵,并非因為他巧舌如簧地利用了人們對于經濟特區的誤解、偏見、“紅眼病”,而是因為19935月胡鞍鋼與王紹光合著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成為當時中國財政稅制體制改革的重要依據。這次財稅體制改革有兩個要點:一是統一稅制,二是增加中央權重。80年代以來,以放水養魚、放權讓利為目標的五花八門式的財稅激勵措施,要統一到全國一盤棋的“分稅制”上來。難怪經濟特區的優惠政策會成為胡鞍鋼攻擊的頭號目標。盡管后來的浦東開發優惠政策繼續,今天的各個自貿區優惠政策繼續,那又怎么樣呢,誰來較這個真?

    胳膊擰不過大腿,這也是深圳的宿命。

     

     

     五問:深圳,你被誰拋棄?

     

    “特區特不特”的爭論雖然被人為制止,后續影響卻不可小覷。這就像落了根的風濕病痛,每遇潮冷天氣,便要發作一番。

    1997年,香港回歸,深圳經濟特區特下去的一大理由——照應香港回歸——似乎已經不是理由了。那么,香港回歸之后的深圳何去何從?你對深圳的未來是看好還是看衰?你之于深圳,是到來還是離去?坊間所謂“深圳主義者”的自覺,深圳人對于深圳城市命運的理性思考,實始于此時。19976月來到深圳的金心異,后來寫了篇網絡長文《深圳,你是到來還是離去?》,并與網絡名篇《深圳,你被誰拋棄?》的作者咼中校各持“樂觀”、“悲觀”姿態,互為“黑白臉”,長期爭辯。同樣于1997年來到深圳的老亨,也是基于對“深圳問題”的執著,創辦“一切與深圳有關”的因特虎網站,專議深圳人、深圳事,并由此醞釀提出“深商說”?!吧钲谥髁x”,一時洛陽紙貴。

    似乎就在深圳繁華漸褪之際,上海浦東卻正光鮮登場。巨大的反差,引發了深沉的思考,也引發了狂風暴雨般的論爭。

    2001年,《北京青年報》記者湯正宇發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誰是中國未來“經濟之都”?》的報道,瞬間把雨打芭蕉的城市比較變成了一場城市論爭的狂風暴雨。文章直指:“珠江虎”不敵“長江龍”,中國經濟重心正在北移上海、北京。北上廣深的城市競爭再也摁不住、藏不住,由此公開化、白熱化了。

    20021116日,28歲的咼中校以“我為伊狂”為網名,分別在人民網“強國論壇”和新華網“發展論壇”上貼出了長達1.8萬字的長文《深圳,你被誰拋棄》。這篇文章恰如一枚深水炸彈,引爆了一座城市的集體情緒,不僅從網上波及到民間,也引起了政府官員的熱議及主政官員的公開回應。

    文章作者從民間視角出發,通過資訊的收集與分析,發出了深圳面臨衰落的“盛世危言”,把一個人人有所覺察、但大家都不便言明的“潛話題”推向了前臺。

    2003年初,《南方都市報》在半個月里連續推出《深圳,你被拋棄了嗎?》大型策劃報道,在深圳乃至廣東、全國引起巨大反響,新浪、搜狐、深圳熱線等網站,鳳凰衛視等媒體紛紛跟進,深圳的命運和未來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關注。

    2003年初,時任深圳市長的于幼軍通過南方都市報的牽線,與“我為伊狂”作了長達兩個多小時的平等對話。其后,國務院調研組再次約見“我為伊狂”,認真聽取真正來自民間的意見與呼聲。

    “拋棄論”的背景和理據是:

    90年代以前,深圳及其周圍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曾是各路人才爭相涌入的熱土,導致中西部省市一度有“孔雀東南飛”之怨。

     2002916日平安保險于上海宣布,將在上海浦東陸家嘴金融貿易區投資20億元建造平安金融大廈,這聽起來好像是深圳企業北上擴張,但據業內人士稱,平安保險的核心業務部門已基本遷往上海,包括不久前遷出的集團投資管理中心,平安保險已經“金蟬脫殼”——公司實際上已遷往上海。20021012日,在深圳本土發展起來的兩大高科技企業——中興和華為也擬把總部遷往上海。

    更令人震撼的消息接踵而至。有媒體披露,招商銀行遷址上海一事正在全面論證之中。另外,中信證券總部擬回遷北京,才在深圳成立的漢唐證券總部已遷往上海,全球500強之首的沃爾瑪在未來一段時間將會把采購總部由深圳北遷到上海。

    同時各路人才也隨潮流而動,把目光投向長三角地區。一份大學生就業意向調查表明,上海與北京是大學生心中最具有吸引力的城市,32.37%的大學生將上海作為第一就業目標,北京以27.67%居第二位,深圳以12.13%位居第三。越來越多的優秀企業和人才正把目光拋向上海、北京、廣州等地。在這場關于21世紀經濟話語權的競爭與高級人才的爭奪之中,深圳顯然已經落于下風。沒有了政策優勢,又受制于經濟地理條件,深圳的這種劣勢在競爭中越來越明顯。

    《拋文》開篇之后就直問“深、滬之爭,為什么受傷的總是我”?譬如金融業,主板市場歸并到上海交易所,深圳失去了新股發行權,允諾給深圳的創業板卻遲遲不能推出。黃金交易所在上海開業,深圳期貨交易所卻被撤并。

    深圳,曾經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曾經是中國最具活力的城市,曾經創造了諸多奇跡的經濟特區,曾經是光芒四射的年輕城市,但到現在似乎已黯然失色。

    “拋棄論”是對“特區不特論”的民間回應。有點悲情,有點憤懣,有點黑色幽默,有點正話反說,卻絕沒有破罐破摔,而是飽蘸“深圳主義”的激情與熱愛。這是上個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深圳人不曾遇見過的。深圳話語權不再被壟斷,網絡化、民間化的深圳話語,有自己的句式,有自己的驗證方式,也有自己影響城市、商業和社會的獨特模式。

    “拋棄論”也像“魔咒”一樣,時時拷問著各色人等,得到各色不同的回答,若干年來,不曾斷絕?!皰仐壵摗眮碜悦耖g,迄今為止得到的最好的回應,也來自民間。

    2003822日,金心異以近5萬字的篇幅撰寫了更長的網文《珠三角失去競爭力了嗎?》,承認:1992年之后的十年是上海在中國重新崛起的十年。這個崛起過程中最大推動力主要是:中央政府及民間對上?!爸袊洕堫^城市”形象的極力塑造,臺灣IT產業對上海的熱捧,以及跨國公司對上海舊夢的依戀心態。但是不幸的是,與“上海運動”同步進行的,還有一場“妖魔化珠三角運動”,這對大珠三角地區的國際及國內形象造成了很大的損害。

    文章以條分縷析、剝絲抽繭的手法,剖析了上海運動的“造神”之虛以及妖魔化珠三角運動的夸張之繆,并且援引保羅·克魯格曼的“信心說”,告誡深圳人不可在上海宣傳造勢的喧囂中迷失自己、失去自信。保羅·克魯格曼在《預期消褪的年代》一書說過,經濟增長很多時候取決于人們的心理預期,如果人們都預期經濟會景氣,那么大家都會增加消費和投資,結果經濟就真的景氣起來了;如果大家都預期經濟會衰退,那么就都減少消費和投資,那么經濟衰退就真的來了。一個城市也是這樣,很多時候對發展最為關鍵的正是市民的信心。大家都抱怨,這種失望和抱怨就互想感染,對這個城市的信心就漸漸消磨,最后這個城市就真的沒有前途了。

    文章更以詳實的資訊、意見和建議,透析珠三角整合之不足、整合之必要、整合之可能、整合之策略、整合之路徑、整合之愿景藍圖與操作手法及步驟,至細至詳,大展民間智庫的魅力。文章建議以“穗港走廊”的概念來取代“香港中心論”或“廣州中心論”,消彌珠三角的龍頭之爭。此中智慧,時任中山大學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主任的閻曉培就高度認可。閻曉培后來調任深圳市副市長,發展金心異加入了她所在的致公黨。由福田區政協委員、深圳市政協委員,到深圳市人大代表,金心異的參政議政經歷,見證了民間話語、民間智慧對城市公共事務的影響,是乃上海之所無,深圳之所有;咼中校的“拋棄論”言官方難言之隱,申民間不屈之義,引來國務院調研組專題調研,是亦乃上海之所無,深圳之所有。如此這般的城市,誰得而拋棄之?

     

     

     六問:嶺南,可堪承受商業文明之重?

     

    平安、招商、中興、華為等企業總部的可能外遷是“拋棄論”的重要表征,以至于后來每每指陳“拋棄論”不成立,都以這些企業總部依然安守深圳作為反證,卻無人深究:是企業外遷引發了“拋棄論”,還是“拋棄論”阻遏了企業外遷?

    但是歷史上“粵企遷滬”確是不爭事實。

    幾千年來,中華文明的主要舞臺一直是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珠江流域始終未能進入主流。明清以降,伴隨著西方商業力量的崛起,濱海之地先近商,廣東開始由農業文明的邊緣轉而成為商業文明的高地。廣州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最早、最繁華的一個商業中心,這是粵商第一次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了商業龍頭老大的角色。然而,這把老大交椅還沒坐熱,就被當時還只是個小弟的上海奪走了。五口通商以后,上海憑借地緣優勢,從小小的凇江縣一下子躍升為中國乃至世界性的商業中心。

    一個被很多人都忽略了的史實是:上海商人的始祖,主要的不是寧波幫,也不是江蘇幫,而是廣東幫。近代粵商后來大多成了滬商?;钴S在近代上海的廣東人不可勝數,僅廣東香山小縣,就有孫中山、容閎、唐紹儀等名流,徐鈺亭、徐寶亭、徐潤、唐廷樞、唐廷植、唐瑞芝、唐國泰、莫仕揚、鄭翼之、徐渭南等買辦,郭樂、郭標、郭泉、郭葵、郭琳爽、馬應彪、蔡昌等百貨業巨頭,方舉贊、馬玉山、鄭伯昭等實業界巨子,還有撰寫《盛世危言》的鄭觀應,藝術家鄭君里,音樂家蕭友梅,電影明星阮玲玉,武術明星盧煒昌、陳公哲……,可謂猗歟盛哉!

    反觀廣東,第一個剿絲廠、第一個織布局、第一個造船廠、第一個電信局、第一個銀行、第一條鐵路……,無數近代商業的第一都是因為粵商的參與,但是當上海后來居上的時候,廣州卻在一場大火之后一蹶不振。     

    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人、第一批出洋打工經商的人、第一批海外留學的人、第一批為創建資本主義的民主共和國奔走呼號的人……,廣東人以“敢為天下先”的膽識和作為前所未有地改變著中國,但是上海在短短一百年的時間里,在商業文化和商業制度方面的創造性成就,廣州商人一千年也未曾達到。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歷史似乎在經歷另一次輪回。改革開放自廣東始,自深圳始,成千上萬的人們南下廣東,投奔深圳,他們在早期的改革開放中篳路藍縷、胼手胝足,打造出平安、招商、中興、華為這樣的深圳名企,現在卻有可能因為浦東開發而北遷上海!正是因為“拋棄論”直截了當地揭示了這種可能,才引發了人們的共鳴,也促使人們深思:現代商業文明女神的裙裾掃過廣東之后,會不會又在上海飄落?珠江三角洲是否天然不具備產生偉大商業城市的條件?廣州、深圳是否僅僅是特殊政策背景下曇花一現的商業奇葩?嶺南到底有無成為偉大商業中心的天賦條件?萬千菁英,是該繼續南渡,還是應該北歸?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因特虎老亨開始系統研究“深商”問題,并于2006年出版第一本關于深商的專著——《深商的精神》。

    在對中國商業歷史和商幫歷史的梳理過程中,老亨注意到,曾在《史記》中寫過《貨殖列傳》的司馬遷,對楚越之地為何“不是經商處”,有過一段精彩的描述:

    “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耕魚,或火耕而水縟,果隋嬴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致偷生,無積聚而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少人眾,數被水災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是蠶?!?/span>

    太史公的意思:江淮以南、楚越之地,自然條件比較好,人們不耕、不織,尚不至于饑寒,商業就更無必要了。沂泗以北,秦夏梁魯,天災人禍的,必須常備不時之需,所以平時要加緊耕作,發展農業;養蠶織布,發展工業;仰機取利,發展商業。     

    嶺南更在江淮以南、楚越之南了,古稱南越。植被之豐,水草之茂,更勝江南,更不是商業形勝之地。后來,江南商業的發展是與北方過度開發、糧草資源匱乏有關的。加之戰亂頻仍,于是衣冠南渡,繁育江南。江南糧棉絲茶要大量供應北方需求,成了大宗商品,于是開始了集約生產,長途販運。這是江南商業繁榮的肇始。     

    嶺南則不同,嶺南的物資救不了北方的急。逶迤峻峭的南嶺是南北交通的腸梗阻,南越的物產無法通過古代陸運系統或自然水系大規模向北方輸送,只有看起來比較希奇古怪的輕巧物件如珍珠、瑪瑙、象牙、香料、海外器物等,才可以翻山越嶺,抵達北方宮廷大院,獲得王公貴族的青睞,賺取價值不菲的回報。廣州,就是因為既能將夷人勢力屏障于外、又能將番邦珍奇納貢于上,才得以成為中國兩千年不曾關閉的對外貿易商埠。     

    正是這一絲未曾掐斷的聯系,使西方商業文明得以在廣州試水,得以在澳門立足,得以在香港成氣候,得以在近現代、乃至當代以來深刻地影響中國歷史的方向與進程,這是廣州商埠與古寧波商埠、古泉州商埠大大不同的地方。     

    當農業傳統過于沉重,商業新苗無法在本土萌發的時候,廣東成為嫁接外來商業文明的枝椏,這一點,是太史公也未曾料想得到的。 

    與徽商的財富得自國內貿易不同,粵商的財富得自國際貿易;與晉商的財富得自歐亞內陸也不同,粵商的財富來自浩瀚的海洋。     

    早在西漢初年,漢武帝平南越后即派使者沿著百越民間開辟的航線,從廣州出發,帶領船隊遠航南海和印度洋:經過東南亞,橫越孟加拉灣,到達印度半島的東南部,抵達錫蘭(今斯里蘭卡)后返航。     

    漢武帝時期開辟的航線,標志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端。經魏晉時期的拓展,到隋、唐、宋代,以廣州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已經空前繁榮。當時廣州與南洋和波斯灣地區有6條定期航線,其中最著名的一條航線叫做“廣州通海夷道”:由廣州起航,越南海、印度洋、波斯灣、東非和歐洲,途徑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長14000公里,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國際航線。     

    盛唐時期,每日到達廣州的海外商船11艘,一年4000多艘。每船載200人,一年有近80萬客商抵達廣州。詩人劉禹錫因此感嘆:“連天浪靜長鯨息,映日帆多寶舶來?!?/span>宋元時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稱:“整個意大利都沒有這個城市的船只多”。     

    明清海禁,只剩廣州“一口通商”,官方主導的對外貿易達到極盛,出現了財大氣雄的“十三行”。彼時的廣州城“番珠犀象如山,花鳥如海,番夷輻輳,日費數千萬金,飲食之盛,歌舞之多,過于秦淮數倍”。嘉慶10年,僅朝廷正稅,就達到1,641,971兩,而當時清政府全年財政收入不過8000萬兩。廣州因為海外貿易,成為“天子南庫”。廣東商人更是長袖善舞,獲利豐厚。十三行首富伍秉鑒個人財富多達2600萬兩,幾達國庫收入的三分之一,不但在國內擁有大量的地產、房產、茶山、店鋪和巨款,還投資美國鐵路、證券交易和保險業務。     

    昔日廣東商人得自海外貿易的確切財富已經無法考證。我們可以推算出十三行行商們的財富:他們多居住在廣州關西,歷史上“關西大屋”800余座,今天還有幾十座殘存。通過大屋的排場,可以推算出屋主的殷實程度,依次類推,不難想象“行商”的財富實力。但是那些不受官方控制,被視為“走私”的民間“帆船貿易”,他們的貿易利得就無法簡單地估算了。     

    事實上,明萬歷年間,粵人紛紛合資造船,結成貿易團伙,冒險出海,這才是粵商作為一個獨特商幫而不僅僅是朝廷商業壟斷手段真正覺醒和崛起的開始。從那時起,“閩粵之人,駕雙桅船,挾私貨,百十為群,往來東西洋”。這些非官方商人,除了地近澳門的珠江口西岸地區的廣府商人以外,還有粵東地區的潮汕商人。他們并不僅僅固守本土,往往還主動出擊:新馬泰等東南亞地區、南北美洲、大洋州……等等,都是粵商們歷史悠久的商業領地。今天,已經成為文化遺產的開平碉樓、梅溪牌坊、赤坎歐陸商街、澄海中西合璧的商人故居……,記錄著近代廣東商人海外拓展商業的艱苦歷程和輝煌業績。這樣的業績從純粹經濟意義上講,遠遠大于官方壟斷的“十三行”,從社會意義上講更是封建商行所無法望其項背的。

    正是因為商業利益比皇恩還要浩蕩,重商輕官在嶺南蔚然成風?;丈唐鋵嵤侵厥溯p商的;晉商對經商看得過于嚴重,讓人輕松不起來;江浙商人在讀書作官還是下海經商方面的內心掙扎,著實讓人痛苦;惟有閩粵之人,視經商做生意為當然,粵人尤其覺得天經地義,無可置辯。

    盡管廣州是世界上唯一維系兩千年繁榮而不輟的商業大港,盡管廣州“十三行”行商一早就是“1000年來全球最富有的商人”,中原人真正注意到廣東人,還是非常近代的事。以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鄭觀應、容閎、徐潤為代表的粵派人物可以說是牽引著近代中國的潮流。這種潮流初看起來不過是除弊興利的改革、醒眼向洋的開放,最終卻是指向了與中國傳統農業文明的氣質格局大相徑庭的現代商業文明。中原文化的一切智慧與手段似乎都對付不了這群其貌不揚、口齒不清的廣東佬的討厭的攪局,原因不是別的,是廣東佬手握一枝法力無邊的“魔棒”:商業,商以興利,商以強國,商以新文,商以革政。

    粵人重商,但是粵地能否成為商業文明的重心卻是個疑問。

    廣州,尤其深圳,顯然不會是中國農業文明的中心城市。譬如長安,譬如洛陽,譬如開封,譬如北京、南京,那是平原的中心、車馬的中心、舟楫的中心,皇權輻輳,天地之中。深圳不是這樣的城市,深圳是山之一角,海之一隅,前面是波濤微茫,后面是重巒疊嶂,植被之厚,瘴氣之重,刀不能耕,火不能種,歷千年而不開化,良有以也。     

    深圳也不會是近代工商業的中心城市。近代的火輪、火車尚不能征服嶺南的蠻荒。那時的輪船噸位尚小,可以直達內河航道;那時的火車、汽車還只能在平地奔跑。地勢低平、河道縱橫、地理位置靠海而居中的上海成為近代工商業中心城市的不二之選。而廣州、香港,雖有河、海之便,而無便捷通暢的腹地,即使曾領近代工商文明之先,也不能先發先至。所以嶺南商人大多先后遷徙到上海。     

    今天的技術水平則完全突破了山海地理的局限。高架橋、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越崇山峻嶺如履平地;民用航空器拉近了嶺南與華北的距離,浩瀚的南海成為南中國的內湖;空調器的廣泛使用,使得嶺南亞熱帶氣候不再悶熱;現代建筑技術使得依山臨海而居成為一種愜意;大型海運集裝箱運輸使得黃浦江這樣的內河航道形同擺設,而象鹽田港、維多利亞港這樣的天然良港則成為一個世界性商業城市開埠建港的根基;谷物不再是現代生活的全部食品,嶺南、東南亞的果蔬之豐,南中國海的魚鮮之富,不僅是當地人的口福,而且是新型農業相對于傳統農業的絕對優勢;環珠江口帶狀城市分布,疏密有致,絕無“攤大餅”式的老大城市弊病……     

    中國文明重心南移,不僅有了可能,而且是大勢所趨。

    漢唐時期,黃河流域是絕對的重心;兩宋時期,重心就開始向長江流域南移。今天的華北地區、中原地區在長期過度開發之后,地力盡耗,草木不長,水源枯竭,風沙肆虐,已漸漸不適合人居。長江中下游地區雖是魚米之鄉,但是人口密度過大,農業開發已屬過度,再加上工業開發,生態系統面臨的壓力將會更大。惟有浙東、福建、廣東等地區,靠山而近海,氣候好,陽光雨水充沛;開發晚,生態系統較完整;海濱地帶狹長,與美國西部加利福尼亞相若,有富裕人群心向往之的理想居住環境。多民族、多國家、多元思想、多種文化、多年生聚……,環南中國海地區的活力和潛力,在20世紀中后期以來每每得到印證。     

    不僅是重商的傳統和新興工商業技術,在制度和文化方面,粵人對西方文化的寬容,對內地移民的寬容,最終也結出了善果。英國人把西方商業制度成套地搬到了香港,而深圳商人從一開始就是有理想、有文化企圖、有成建制的創新愿望的。這些傳統粵商的短處被外來者和后來者悉數彌補。有此之故,新粵商完全可以承接中國文明重心的繼續南移,并悄然將商業基因成功地植入以往的農業文明的母體。我們都會是這一歷史壯舉的見證者。

     

     

     

    七問:深圳+香港,失去想象力了嗎?

     

    香港,是深圳的開始,也將伴隨著深圳的未來。

    當年開發蛇口的,是香港招商局。

    當年深圳設為經濟特區,是因為瀕臨香港。

    深圳被看好,因為香港。

    深圳被看衰,也因為香港。

    深圳有無遠大前程?還是要看看香港。

     

    關于香港,早年間有兩本膾炙人口的小說,《大班》和《望族》,英國人詹姆斯·克拉維爾寫的。前者關于香港開埠,后者關于香港商行。如果再看看美國人喬·史塔威爾的《亞洲教父》,通俗意義上“香港故事”就差不多盡收眼底了。

    每年中秋,香港都有“大班冰皮月餅”售賣。所謂“大班”,是指十九世紀初期,在香港的各國海盜或是走私船船主所公推的大老板?!洞蟀唷肪蛯懥艘粋€這樣的大班故事。彼時的香港是一決貧瘠的不毛之地,完全無法耕種,因此滿清朝廷毫不以為意的以之消災,然而橫行在南中國海的英國大班卻深深的了解,這是踏入中國的門戶:沿海而上可由大沽口直取北京,直指清廷的咽喉;據險而守則是四處活動的最佳根據地。他們也知道,這個小島是扼守東西交通的樞紐,往東航經太平洋可達美洲,往西經過馬六甲海峽可達歐洲。此外,它還是躲避當地隨時肆虐的臺風最佳的避風港。集諸多優點于一身的香港,終于被慧眼識英雄的英國海盜用他們搶來的錢賄賂議員們影響政府決定后,成為英國的囊中物,并最終成為英國女王王冠上的一顆明珠。

    《望族》則是講述老牌英國商行、新興美國商行、夾縫中求生的華人華商以及國共勢力、蘇俄特工在香港這塊彈丸之地角力斗法的故事。小小的香港,為何吸引了八方神仙?因為“這里是亞洲的十字路口”。

    耶路撒冷是亞非歐三大洲的十字路口,三千年來,商隊與軍隊、智慧與暴力、繁華富裕與血雨腥風,交相輝映。這里流淌著奶和蜜,也流淌著血和淚。香港會不會也是如此?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1842-1997年間,香港曾為英國殖民地。二戰中,香港亦遭日寇蹂躪。二戰以后,香港經濟和社會迅速發展,不僅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更成為全球最富裕、經濟最發達和生活水準最高的地區之一。香港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重要的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與紐約、倫敦并稱為“紐倫港”,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和最具競爭力城市之一,在世界享有極高聲譽,被GaWC評為世界一線城市。香港是中西方文化交融之地,把華人智慧與西方社會制度優勢合二為一,以廉潔的政府、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經濟體系及完善的法制聞名于世,有“東方之珠”、“美食天堂”和“購物天堂”等美譽。

    香港也在經歷痛苦的轉型。上個世紀80年代,香港制造業幾乎悉數內遷,引進高科技產業卻未見成功。19977月,香港回歸的次日,即遭遇“亞洲金融風暴”的襲擊。港人居住條件改善計劃受挫,零售業和旅游業嚴重依賴內地游客。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銜接還在磨合,香港與北京、上海、深圳、新加坡、臺北、首爾、東京、新德里、孟買等亞洲城市的競爭激烈,變數很多?;貧w以后,香港是繼續保持英式治理的特色,還是嘗試新的治理模式,尚在斟酌中。時日如飛,20年過去,香港好多事情,依然糾結。

     

    小說《望族》中有這么一段,大老板奎倫·戈恩特告訴新到香港的美國商人巴特利特:

    “羅思韋爾—戈恩特商行是上海血統,因為公司最早的經營據點是上?!獊喼拮畲蟮某鞘?,羅思韋爾—戈恩特商行曾經在上海獨霸一方。而對手斯特魯安商行一直以香港為基地,香港過去不過是個窮鄉僻壤,直到近年才有所改觀。正是那些帶著錢財、頭腦和膽略南來的上海人造就了今天的香港,也造就了香港的未來,使之成為目前和未來整個太平洋地區的大都會?!?/span>

    “比新加坡還強嗎?”

    “當然?!?/span>

    “勝過馬尼拉嗎?”

    “當然?!?/span>

    “比起東京呢?”

    “東京將永遠只是日本人的天下?!备甓魈氐难劾镩W著光彩:“香港是亞洲最重要的大都市,巴特利特先生,誰掌握了香港誰就最終掌握亞洲……,當然我們談的是貿易、金融、航運和大企業?!?/span>

     

    今天的情形,與《望族》所描述的20世紀60年代的情形,已經大大不同了。但是有一條道理是相通的:有什么樣的人,就會做成什么樣的事;聚集什么樣的人,就會成為什么樣的城。

    北京、上海、深圳,都從全國范圍內吸納人才,各自的城市稟賦不同,人才取舍的標準也就各有不同,因而呈現出來的城市特色也不盡相同。北京的城市凝聚力是行政權力,權力可支配的資源大量聚集北京,依附權力而拓展的項目和人才肯定會涌向北京,講究的是長袖善舞。上海的城市凝聚力其實是海派文化,一頭扎進江南的傳統,一頭朝向海外的時髦;一面有20世紀的舊夢,一面有21世紀的藍圖,經商做人,講究的是品位。深圳的城市凝聚力是實用主義,野生動物園,叢林法則,活得下來就留,活不下去就走,活得太好了也會走,講究的是不講究。廣州、杭州、天津、武漢、西安也從是面向全國吸納人才的,但是要么是吸引力不夠,要么是門戶開放得還不夠,總之是多少有些地域性。北京、上海、深圳也開始在全球范圍內吸納人才,并且都已取得長足進步。只是中國是個大場子,場內規矩和場外規矩到底有些不同,正是這種內外有別,給香港留了些難得的機遇。

    首爾和臺北的面臨問題是一樣的:盡管韓國和臺灣的社會經濟基礎都不錯,但是本土人才的基數都不大。臺北曾經有過雄心勃勃的“亞太運營中心計劃”,但是受制于海峽兩岸關系,無從施展。首爾的國際運營空間也受制于東面的日本和西面的中國,自我發展則有余,斡旋國際則不足。這是首爾和臺北不及香港的地方。

    新加坡與香港很相似,某些方面比香港更具優勢。比方說:香港的英語文化、英式治理方式,新加坡也有,甚至比香港更到位;但是新加坡作為城市國家有擁有的獨立性、自治經驗,則是是香港所沒有的。如果說,香港和新加坡都作為東西方文明的橋梁,香港相對于新加坡的優勢是離歐美文明不會更遠,離中華文明的腹地卻更近。近年新加坡確實有趕超香港的表現,在中西文明的拿捏裁斷上也已經顯示出更為灑脫飄逸的氣象,但這主要是因為香港還處于回歸后的適應期,如何以不同于港英時期的新方式嫁接東西方文明,香港也許還有一段路要走。

    東京是無可爭議的亞洲大都會,但是無論東京如何強勢,其宿命只能是亞太勢力中一方的領地,斷難成為各方勢力折中斡旋之地。日本文化的固執與偏狹,注定“東京將永遠只是日本人的天下?!边@一點與《望族》中奎倫·戈恩特所描述的殊無二致。日本人的孤島心態,允許自己出擊世界,難以做到悅納世界。日本近代教育起步很早、持續發展得也很好,S級的東京大學、京都大學號稱國際超一流大學;國際一流大學竟有九所之多:大阪大學、名古屋大學、東京工業大學、一橋大學、東北大學、慶應義塾大學、九州大學、北海道大學、早稻田大學,都囊括在其雄心勃勃的“超級國際大學計劃”之中。即便如此,也并不表明日本具有容納世界的胸襟。

    新德里和孟買是香港的新對手。印度無疑是世界上文化最多元的國家之一。印度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錫克教、佛教都有廣泛傳播,語言上更有難以想象的多樣性。印度經濟的厚積薄發吸引了全世界的投資者和冒險家。印度的人口基數和經濟體量都很大,英語文化和本土文化有過深度磨合。新德里和孟買可以是世界上最聰明大腦的云集之地。印度的問題是:其歷史與人文被大英帝國閹割得太過厲害,以至迷失其印度屬性和亞洲屬性,要作為亞太文化的代表,印度缺的不是多樣性,而是獨立性。印度理工學院培養的IT人才遍及世界各地,美國硅谷更是這些IT人才的聚集地。但是理工就是理工,理工不是人文。理工人才可以借用英語培養,要參與世界性的文明對話,還得仰仗本土人文。

    香港的前途不是單挑,而是雙打!

    誠如《望族》所言,香港是大陸亞洲和海洋亞洲的黃金分割點。港英時代的香港已經打開了面向海洋亞洲的扇面,改革開放以來,深圳代表珠三角協同香港已經打開了面向大陸亞洲的另一扇面?!吧钲?/span>+香港”,可以成為中華文明與其他東方文明、以及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最大公約數。

    香港熟悉英國人的游戲規則,香港也會變通英國人的游戲規則,譬如香港馬會就很有香港特色,與英國皇家馬會有極大的不同。香港人渴望有自己的主場,但是香港開埠伊始,就是個被治理的城市,即使悉心栽培,高度自治的養成,也非一日之功。香港不能去做擴大東西方分歧的事情,而要去做東西方有共識的事情。東西方都信賴,乃至依賴,而其他國家和地區卻難以替代,這就是香港的全球戰略價值和意義之所在!

    可惜香港回歸之后,沒有人系統地為香港做戰略謀劃,空有“東方之珠”的積淀,卻坐看經濟轉型的機會、互聯網發展的機會,一撥一撥的失去。好在一河之隔的深圳,發展了制造業、培育了高科技、形成了對文化教育的旺盛需求。深圳+香港,最可為之事,就是金融、醫療、教育、法律、文化等中國內地與國際社會有巨大落差的事。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從土地紅利,到文化紅利,有形貿易的機會之窗向香港關閉之際,無形貿易的機會之門卻向香港敞開了。

    在深圳河南岸、到香港雞公嶺腳下的開闊地帶,開辦類似牛津、劍橋、哈佛這樣的研究型大學集群,就是很好的戰略選擇。深圳、香港、中國、亞太,最缺的已經不是工廠、商場、金融城、摩天大樓,而是全球性的頂尖人才、全球性的頂尖思想和創意。香港已經有了很好的大學基礎,港大、中大、科大、城大,證明香港辦大學是不錯的。但是這些香港大學還不夠大,不夠有雄心壯志,還在香港600萬人的小圈子里打轉,沒有以全球視野來做大的規劃。沒有下死決心挑戰新加坡國立大學、印度理工大學、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還沒有看到自己相對于北大、清華、復旦的比較優勢,更沒有看到亞太經濟的強勁崛起迫切需要像牛津、劍橋和哈佛這樣的東方大學來作支撐。這樣的東方大學,最有可能出現在香港。香港及華人社會龐大而熱情的教育捐獻可以在這里沉淀,全球最聰明的大腦可以在這里棲息,亞太地區最好的創意可以在這里孵化,中華文化、東方文化與西式的文明可以在這里充分融合,并孕育全新的可能。

    深圳,已經能夠聚集中國大陸最有想法的年輕人前來創業,對海外華裔技術精英也有了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其國際化才剛剛開始。香港本來是全球性人才的東方驛站,但是近年來香港的英語水平有所下降,其全球性魅力也有所下降,這也許是回歸后的正常反彈。香港人很快就會在中西文化的反復碰撞中重新找到自己的準確定位;中國大陸也會很快發現:一個徹底內地化的香港對于正在全球化的大中華不僅將毫無助益,還可能是越來越扛不動的沉重包袱,相反,一個能夠在中西文明間長袖善舞的香港才是彌足珍貴的。 

    愿我們的想象力,不輸于早期的香港大班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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